電視與洋娃娃

香港電視不獲梁特府發牌，mini storage因為電視台的老闆太有性格。做報紙、做電影，有獨特的性格沒有問題，因為這些生意不需要政府批准牌照。但是電視台的牌照在政府手上，老闆如果性格鮮明，一定被視為心腹大患。 英國的李察布朗臣，是一個上天下地的大玩家，他建立了維珍事業王國，做過唱片，也做航運業。布朗臣喜歡冒險，潛水、跳傘、滑雪，風頭躉一名，他是個閒不下來的人。沒有生死一髮的刺激，他認為擁有億萬家財，做人也很沉悶。布朗臣能在英國發�，因為那裡不會有人阻擋有性格的人。但是中國人社會剛剛相反。今年三月，美國的芭比洋娃娃關閉了上海的第一家芭比店。芭比洋娃娃試圖打入中國市場，三年來花了不少廣告和人力推廣，就是不成功。本來這家美國洋娃娃跨國企業，選中上海落戶，眼光不能說是錯，因為上海曾有半殖民地的租界管治，上海女孩子崇洋。從三十年代，上海少女喜歡看荷李活電影的慧雲李和英格烈褒曼，雖然經歷過共黨「文革」，但上海女生外向，是基因最崇洋的一群。芭比選在上海立足，已經選對了，還是鎩羽而歸。理由很簡單：芭比不是一般的洋娃娃。擁有芭比的小女孩，不是摟�一個洋娃娃睡覺之簡單，她要悉心為芭比打扮：芭比的衣著、飾物、髮型，都由小女孩以物主的身份來設計。也就是說，芭比不純粹是一個玩物，她本身需要與主人的互動。擁有芭比的小女孩，從小就有審美眼光，對衣著打扮，擁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國中產家庭，二百年來獨立的人格教育，民主立國，美國的父母不向下一代施行填鴨教育，美國的子女也不是讀書機器，吸收知識之餘，對世界事物培養自己的看法。芭比在美國風行，在歐洲銷量也不錯，但來到中國，就遭遇滑鐵盧。 芭比的老闆當初也想盡辦法「結合中國國情」。譬如中國小女孩對金髮較為陌生，於是芭比就出產了一個中國版，叫做「玲玲」。但「玲玲」推出後，與芭比的形象出現了衝突：芭比在美國，向女童最大的賣點是強調芭比的「女性特徵」：大眼睛、嬌柔、長腿。芭比的創意本來就針對七十年代之後Tom Boy型的美國婦解意識。也就是說，金髮大眼睛、身材玲瓏的長腿芭比，在美國社會，這種形象，與共和黨、讀者文摘、六十年代的迪士尼樂園屬於同一系列。美國中西部許多家長，仍然視芭比為「健康女孩」。他們不喜迷你倉左派，也就樂於向女兒推崇芭比。但是在中國市場，沒有這等政治意識的分野。中國有毛澤東時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婦女解放意識」，卻不是美國的Feminism。中國文革時的婦女，像大寨女鐵人郭鳳蓮、賣菜大嫂李素文、副總理吳桂賢，看來都人不人、鬼不鬼，留一個清湯掛面的短髮，陰陽不辨，拿起鋤頭，就去種田，放下鋤頭，開革命批鬥大會，又可以數臭知識分子和地主。中國社會的「婦女解放」有不一樣的表述，文化的基因不同，芭比洋娃娃進入中國，市場裡的中國小女孩，加上她們的父母，完全莫名其妙，頂多將芭比當做千萬類洋娃娃的一種，而無法領略芭比的美國文化意識。美國的麥當勞、可口可樂、星巴克、家鄉雞，可以迅速在中國民間開枝散葉，因為這些產品以腸胃、口腔、肛門排泄為消費途徑。擁有一個美國芭比的金髮洋娃娃，卻像擁有一個兒童的美國夢。偏偏對於中國小孩，無所謂美國夢。加上近年韓劇流行，美容護膚的市場都清一色是韓星天下。二十一世紀，芭比進入中國市場，趕不上消費的快車，瞠乎其後，又豈屬偶然？在中國文化的意識中，女性的嬌美是千依百順，像鄧麗君唱《何日君再來》，或李香蘭三十年代的《支那之夜》。中國社會沒有像芭比這種洋娃娃，意識無此概念。芭比的中國版玲玲要穿中國旗袍，卻無法像芭比對美國小女孩一樣成為「偶像模型」（Role Model）。對於中國兒童，玩具就是玩具，唯一的Role Model是官方灌輸的「雷鋒」。芭比洋娃娃在大陸虧蝕了三千萬美元，黯然告退。是一個缺乏人性的市場和一種充滿人性創造力的玩具娃娃之間的錯配。由此引證，香港電視也絕不可能獲中國與梁振英政府批准發牌。看看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這三個特首，是中國男人的那一類系列，就會明白。如果芭比能在中國暢銷，則艾未未一早像波蘭的華里沙一樣，做到了中國的總理。文化研究並不是很高深的學科，只要有文學、美術、音樂、歷史和心理學的基礎，再加上點市場的觸覺，就可以成為文化專家。文化研究也不需太多左派的泡沫理論。文化是很難「包容」的，中國的女童就包容不了芭比——而她們背後沒有共產黨用槍叫她們不要接納美國的這個洋娃娃品牌。由此推論：中國不可能走上西方議會的民主之路。不錯，舉一反三，結論就是如此明晰。A文件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