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異凡談蘇聯歷史辨偽

黃曉峰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蘇聯歷史的大型叢書《蘇聯史》，儲存近日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一批五卷。《蘇聯史》主要論述1917年二月革命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的全部歷史。叢書主編、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鄭異凡先生在訪談中指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世七十四年之後轟然倒塌，要真正查明其因由，首先必須厘清蘇聯所走過的真實的路，結論應有翔實的資料支持，而不能是想當然。可是蘇聯歷史中偽造的東西太多了，揭露和糾正這些東西困難重重。"我們力求做到的是，所提供的歷史事實，是真實可信的，我們的看法是有據可依的。"蘇聯對1949年後的全體中國人影響太大了，《蘇聯史》對於我們來說可能不是一部國別史那麼簡單，您覺得中國人修蘇聯史有什麼特殊的意義?鄭異凡:中國與蘇聯本是同根生，長期以來"以蘇為師"，我們的革命、我們的建設走的都是蘇聯的道路。雖然我們奪取全國政權是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實現的，但是無論在解放區，還是在全國解放之後，領導核心的黨是按照蘇共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我們的國家是按照蘇聯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建設和運行的。以蘇為師，走蘇聯的路，曾經是我國長期奉行的方針。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已經發現不能繼續走老路了，國際國內形勢逼得他們不得不改，於是有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揭開斯大林的蓋子。然而，這一次中國沒有跟赫魯曉夫的蘇聯走，而是繼續堅持斯大林的道路。蘇聯有過公社化、集體化，中國有人民公社化，蘇聯有大清洗大鎮壓，中國有反右擴大化、有"文革"，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是中國長期效法的榜樣，被蘇聯否定的個人崇拜，在中國反而得到發展。此等在蘇聯已經是教訓的東西，我們過去不僅沒有記取，反而變本加厲地繼續做下去，這裡的一個問題是對蘇聯歷史的無知和對他們的錯誤缺乏認識。我們這些蘇聯史研究者，經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各種運動，尤其是六十年代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深感斯大林模式對中國影響之深，深感其刻骨銘心的危害。從"文革"結束之日起，就開始反思蘇聯的歷史，力求探明蘇聯歷史的真相。我們深深感到過去所學的蘇聯史有大量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和事件，需要展開獨立的研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不僅存在大量歷史空白點，而且存在大量偽造的東西。這就要求我們對蘇聯走過的道路進行一番去偽存真的考察。我個人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起，從事"灰皮書"的編譯工作，接觸到不少蘇聯反對派的材料，對這些資料只要換一個角度去看，擺脫《簡明教程》的觀點，就會得出另樣的結論。所以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一些開始擺脫蘇聯教條束縛的學者利用學術會議的機會，交流觀點心得，逐漸形成一致的看法。那時能夠看到的材料並不多，不過"文革"的教訓使我們比較容易看清蘇聯問題之所在，比較容易認識斯大林體制的弊端。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開始公佈蘇聯歷史檔案，透過檔案我們能夠看到更多的真相。由於觀察問題的角度變了，對蘇聯史上許多問題就有了新的看法。可以說在八十年代中國學者對蘇聯史若干問題的研究走在了蘇聯學者前面。我們這些蘇聯史的研究者"不幸"或者說"有幸"看到蘇聯的解體。"不幸"是因為我們長期從事蘇聯史的研究，非常希望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吸取歷史教訓，擺脫困境，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不希望我們的研究對象國從現實中消失。說"有幸"，是因為蘇聯時代的結束使我們能夠面對一段完整的歷史，並且我們也有幸親歷了這段歷史中的某些時刻，使我們能夠研究、撰寫一部"前朝史"。寫前朝史比寫當朝史條件要好一些，至少前朝的意識形態的干擾可以大大減少，有關檔案不再是僅供少數御用學者專用的保密材料，可以為廣大史學工作者共同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就開始醞釀一部中國人寫的蘇聯史，這部書應當是客觀的，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接近歷史真實的史書。這部《蘇聯史》是由多人合作撰寫的，各人對材料的把握、事實的判斷都不同，可能在某些細節上甚至有互相矛盾的看法，在成書過程中是如何協調的?鄭異凡:1995年由沈志華牽頭在中國社科院立項"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其目標不是簡單地編譯一部大型工具書、檔案資料，而是為撰寫新的蘇聯史做資料準備，因此1996年由我牽頭在中央編譯局為九卷本"蘇聯史"立項。參與這兩個項目工作的主要人員，就是現在這部《蘇聯史》的作者。我們的做法是，誰寫哪一段歷史，誰就負責編譯這一段歷史的檔案，這樣就把編譯檔案與撰寫歷史緊密地結合起來了，使我們撰寫的歷史能夠立足于扎實的歷史事實之上。長期的磨合和交流使我們對蘇聯史中的基本問題有一個大體一致的看法，這就保證了我們整部書觀點的一致性，不會前後打架，互相矛盾。作為主編，我的一個任務就是協調書中的觀點，我們通過每年都要召開的蘇東歷史研究會的年度學術會議和會後的時間，討論遇到的疑問和難題，溝通思想。在已經出版的五卷書的原稿里，我沒有看到觀點矛盾、前後打架的情況。人文科學需要發揮個人的獨創性，這是任何集體都難以取代的。具體問題的研究靠個人的鑽研，靠每一卷的作者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因此我們在強調全書統一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每一位作者的獨創性，由作者獨立撰寫所承擔的那一卷，對寫作風格、文字運用、敘述簡繁、字數多少等等不做任何限制，使每一卷書既是《蘇聯史》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部獨立的史學著作，可以單獨閱讀。事實上，撰寫某一卷的作者，都是該卷所涉及問題的專家，對那一段歷史最有發言權。在您主編的這套《蘇聯史》之前，俄羅斯或蘇聯以及歐美史學界，是否有類似大部頭的通史著作出版，這些研究著作有什麼特點?鄭異凡:蘇聯史長期處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強烈影響之下，蘇版的《蘇聯史》無非是《簡明教程》的擴大。蘇共二十大之後，由於批判了斯大林個人崇拜，對涉及斯大林的內容有所修改，但總體上沒有跳出《簡明教程》的框架和意識形態，並且由於堅持不給黨內的各種反對派平反，蘇聯史中的許多關鍵問題依然說不清楚，特別是十月革命、國內戰爭、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歷史，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這些當時的領袖、列寧的戰友排除在歷史之外，或者僅僅是以反面人物的身份出現，這些歷史是絕對無法說清楚的。所以在蘇聯存在的七十多年裡，我們沒有看到一部反映歷史真實的多卷本蘇聯史問世。蘇聯解體後的二十多年裡，俄國歷史學家在蘇聯史的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編檔案、寫專著，最突出的成就是編輯出版了大量檔案資料，例如由雅科夫列夫院士主編的大型系列歷史文獻集《二十世紀俄羅斯檔案文件》。與此同時，俄國歷史學家也開始撰寫新的不同版本的蘇聯史，但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大多是不同作者撰寫的單卷本的或者兩卷本的《蘇聯史》，如索柯洛夫等撰寫的兩卷本《蘇聯史教程》、祖波夫主編的兩卷本《二十世紀俄國史》、菲利波夫等撰寫的《俄國現代史》等等，尚未見多卷本的蘇聯史問世。蘇聯解體前，西方一些研究蘇聯歷史的專家能夠看到某些蘇聯檔案，例如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時隨身攜帶出去的檔案，二戰期間德國從蘇聯繳獲的"斯摩棱斯克檔案"，還有一些流亡或叛逃國外的人士的回憶錄和在蘇聯已經被查禁的書刊，所以反而能夠寫出較為真實的蘇聯史。值得一提的是1950 1978年陸續出版的英國歷史學家H.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1892 1982)的十四卷本的《蘇維埃俄國史》，這是一部規模相當大的史書，可惜只寫到1929年，並且作者所掌握的資料遠遠趕不上現在公佈的檔案資料。蘇聯解體後，無論在俄國，還是在西方，都還沒有見到多卷本的蘇聯史問世，因此可以大膽地說，我們這九卷本的《蘇聯史》暫時是空前的，是國內外第一部多卷本的《蘇聯史》，具有開創性。您剛才談到蘇聯解體後的二十多年中，俄國學者在蘇聯史研究上的進展，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鄭異凡:二十多年來俄國史家對蘇聯史的研究有了長足進步。半個世紀前，赫魯曉夫"解凍"之後，開始公佈一些有關蘇共的檔案資料，糾正斯大林時期對蘇聯歷史的歪曲，但是這個過程隨著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推翻而中止。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繼續"解凍"的進程，開始填補"歷史空白"，公佈一些絕密檔案，打開了蘇聯歷史研究中的許多禁區。蘇聯解體之後，許多重要檔案館對學者開放，歷史學家得以深入接觸到塵封多年的檔案，為真正的史學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據。對蘇聯歷史的重新審視始于戈爾巴喬夫時期，最初從事這項工作的是劇作家、政論家等等非史學界人士，他們不是專業的歷史研究者，是"外行"，但恰恰是他們憑自己的敏感、經歷和歷史見聞，對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提出新的看法，盡管多少存在不准確的地方，但非常富有啟發性。以著名的劇作家米·沙特羅夫為例。他發表在1987年第4期《新世界》上的《布列斯特和約》(中譯名為《1918年的蘇俄領袖們》，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前進，前進，前進……》(1988年上演)等劇作在恢複革命的真實歷史方面就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這些劇本里，過去一直被從歷史上抹去的列寧的戰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等登上了舞台，有的同列寧爭論，有的支持列寧，斯大林也不再是一貫正確的了，他也會受到列寧的批評。這樣，劇作者就在舞台上展示了一幅比較接近歷史真實的生動畫面。沙特羅夫是中國觀�熟悉的《以革命的名義》(1957年)的劇作者，他的《我們一定勝利》(1982年)上演後，勃列日涅夫曾率蘇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去觀看，因為這些黨的領袖所知道的黨史知識不會超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教給他們的範圍。沙特羅夫寫過很多關於列寧的劇作，顯然仔細研究過列寧的生平以及他所處的歷史，知道許多官方歷史教科書所不提供的資料。《布列斯特和約》一劇寫于1962年，當時無法發表或者上演，只能發表一些片段，直到二十五年之後，才得以全文發表。這自然推動了當時提出"填補歷史空白點"、恢複歷史真相的運動，同時也給蘇聯的歷史學家背後猛擊一掌。接著，歷史學家也開始投入重新研究。他們從事兩方面的工作:過去蘇聯歷史學家能看到的機密檔案非常有限，只有少數學者能夠進入絕密檔案庫，這種歷史學家多半是御用學者，他們利用壟斷的地位，按照官方的需要，隨意剪裁歷史，例如瓦加諾夫的《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及其被粉碎》就是這樣的著作。此書引用了大量檔案材料，但是都是為講解蘇共的既有說法服務的。從1980年代末起，蘇聯開始解密檔案，蘇聯解體後各級檔案館對外開放，歷史學家得以發掘整理檔案資料，報刊雜誌上不斷披露從檔案庫中發掘出來的專題資料，在長期工作之後又開始出版大量的專題檔案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A.H.雅可夫列夫院士主編、�多著名史家參加整理編輯的系列檔案叢刊《二十世紀俄國文獻》，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公佈解密檔案，如《1921年喀琅施塔得文獻》、五卷本《新經濟政策是怎樣被打斷的———1928 1929年聯共(布)中央全會速記記錄》《斯大林與世界主義———蘇共中央宣傳部文件》，等等，這些檔案文獻我國正在翻譯出版。另一方面，歷史學家開始在此基礎上撰寫蘇聯史的論文和專著，如俄國史、蘇聯史、蘇聯國家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等。盡管由於史家掌握的材料多寡有異，觀點立場不同，對同一歷史事實看法和評價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俄國的蘇聯史研究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總體上逐步走向寫真實的歷史的道路，糾正了以往對歷史的偽造和歪曲。這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工作，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只講列寧和斯大林，不講托洛茨基，能說清楚嗎?除了列寧和斯大林以外，把十月革命後的所有黨政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都打成"人民敵人"、"叛徒"、"內奸"，這樣的歷史能讓人信服嗎?一邊宣佈社會主義"建成"，一邊實施大鎮壓，把千百萬無辜人士投入監獄、集中營，予以槍斃，這是社會主義嗎?這樣的黨史，這樣的蘇聯史，是不是應當改寫呢?寫真實的歷史必然要否定偽造的歷史、歪曲的歷史，說是填補歷史的空白也好，說是恢複歷史真相也好，歸根結底，是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長期以來被雪藏于"特藏庫"(cΠe xPaH)的禁書禁報禁刊，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反對派成員的著作，刊載反對派文章的報刊也解禁開放，有的公開重印，如各種版本的《布哈林文選》、四卷本的《托洛茨基檔案》等等。這使讀者得以看到一些被定為"人民敵人"的人的真正觀點和主張，而不是靠斯大林著作和黨的決議中多半是被歪曲或斷章取義的轉述和引文來瞭解他們的主張。蘇聯當時曾有禁令，禁止在論文和著作中直接引用反對派的言論，只准轉述，否則就是宣揚反對派的言論。過去一些被查禁的圖書，如"異議人士"羅伊·梅德韋傑夫的《讓歷史來審判》等等，也得以公開出版。順便說一下，此梅德韋傑夫還成了蘇共中央委員。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歷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認蘇聯存在書報檢查制度，並予以廢除。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互聯網得到飛速發展，許多俄國的學術著作、歷史資料以至檔案文件等等可以在網上看到和下載，給史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我們撰寫《蘇聯史》時也充分利用了互聯網的服務。俄國的史學家，第一，可以看到和使用各種新的解密檔案材料，第二，在寫作史學論著時不再有過去那些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沒有了各種條條框框，可以按照自己研究的結果來寫作了。歷史研究成為歷史學家的工作，而不再是政治家的工具。政治家已不再能夠對歷史的學術研究發號施令了，即使有人想發號施令，也無法再定於一尊。對蘇聯歷史的各種問題仍然存在不同看法，爭論在繼續，但爭論不再能夠由官方來統一。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 .C.列昂諾娃教授指出:"當前，俄國史學家已達成了一定的共識，認為學術研究不能再回歸從前那種思想一統的老路，方法和觀點的多元化是任何一門學科順利發展的首要條件之一。"在這種學術生態條件下，蘇聯史的研究出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包括論文和專著。蘇聯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曾被認為"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心材料。《蘇聯史》在敘述1938年之前的歷史時，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有哪些不同甚至衝突的地方?你們是如何處理的?鄭異凡:剛才講到，俄國的蘇聯史研究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里有了長足發展，這是史學的進步，而不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本身是客觀存在，你承認也好，否認也好，並不影響其存在。書寫歷史只有客觀真實和歪曲偽造之分，並不存在什麼"虛無主義"。硬要說"虛無"的話，那麼其典型著作應當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把一部黨史變成斯大林一個人的活動史，列寧也只是個陪襯。十月革命是他斯大林和列寧兩人領導下實現的，國內戰爭是他和列寧指揮下取得勝利的，經濟恢複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他斯大林英明領導下進行的，全盤集體化的錯誤是下面幹部犯下的，是他斯大林英明地糾正了錯誤，使集體化走上健康的道路，等等。這是一部遭到嚴重歪曲的歷史書。寫出歷史事實，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在《蘇聯史》中寫了以往史書很少記敘，或者根本不提的歷史事實，過去我們讀《簡明教程》，關於1917年的俄國革命只知道十個資本家部長組成的臨時政府，對二月革命的具體情況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十月武裝起義是列寧、斯大林兩人領導的，對武裝起義的真實過程不甚了了。由姚海教授撰寫的《蘇聯史》第一卷《俄國革命》詳細介紹了俄國二月革命的具體經過，各個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二月革命是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它推翻了三百年的羅曼羅夫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除布爾什維克黨，還有許多政黨在這裡展開了博弈，這裡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的立憲民主黨，所知不多的社會革命黨，還有一直被罵倒的孟什維克，這些政黨在二月革命中借助群�的力量，迫使沙皇退位，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布爾什維克那時候勢單力薄，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能夠發揮多大的影響，並非《簡明教程》所說的領導了二月革命。臨時政府經過幾次改組，社會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占了主導地位，這個政府並不能以十個資本家部長來予以定性。二月革命是一場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至於十月武裝起義，《簡明教程》和蘇聯影片所展示的有不少是歪曲虛構的東西。當時列寧在地下，武裝起義的全部工作是由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及其領導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組織實施的，這是一年後斯大林也公開承認過的事實。攻佔冬宮完全不像在電影和油畫上所看到的那樣，實際上只有"阿芙樂爾"號巡洋迷你倉打了一發空炮(不是發動總攻的信號，只是一種威懾)，從彼得保羅要塞打出幾枚炮彈，布爾什維克赤衛隊幾乎未發一槍就在混亂中進入冬宮，輕輕鬆松地逮捕了臨時政府的成員。布爾什維克收取德國金錢問題，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但我國出版的史書卻保持沉默。本書第一卷對此做了詳細的介紹，布爾什維克確實得到德國的馬克，根據現有材料，包括列寧有關書信和俄共(布)特別檔案，德國經費問題的存在是難以否定的。不過拿了德國的錢並不一定就是德國的間諜，這是兩回事。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提出"讓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口號，這客觀上無疑是符合德國的利益的，它願意出錢資助布爾什維克，完全符合邏輯。布爾什維克搞革命需要經費，取得德國的馬克，也符合邏輯。如果把利用德國經費視為布爾什維克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和理想而採取的策略的話，問題不難理解。德國經費問題是否存在與布爾什維克是否被德國收買，是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對這樣的問題，史書無需迴避。有些事過去和現在俄國出版的史書是避而不談的，例如1921年蘇俄武裝入侵並兼併格魯吉亞共和國。十月革命後，格魯吉亞宣佈獨立，建立民主共和國，由孟什維克執政。�所周知，孟什維克是較為溫和的社會主義政黨，所以在格魯吉亞採取的政策措施較為穩妥，得到民�的歡迎。對身邊的這樣一個政權，無論從地緣政治角度，還是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布爾什維克政權都是不能容忍的，於是在1921年國內戰爭結束、能夠騰出手的時候，布爾什維克政權不顧兩國剛剛簽訂的相互承認的條約，出兵格魯吉亞把它兼併了。這段歷史，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末蘇聯出兵侵佔波羅的海三國的預演。國內戰爭末期，由於對糧食徵收制不滿，農民暴動蜂起，在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關頭，布爾什維克政權被迫中止糧食徵收制，實行糧食稅，並進而允許自由貿易。這是對農民的重大讓步。順便說一下，ΠPo Pa3BePcTka一般譯作"餘糧征集制"，這是不確切的。實際上，不僅布爾什維克政權，而且臨時政府、沙皇政府都實行過這種政策，把它們的政策譯作"餘糧征集制"顯然不妥，因此本書按照本義把這個詞統一譯作"糧食徵收制"。這雖系翻譯問題，但涉及對俄國史的瞭解。對國內這個最大的農民階層作出讓步之後，布爾什維克黨需要重整旗鼓，打壓國內其他政治力量，以挽救和維持自己在國內的影響和統治。由此引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的幾項重大措施。俄國居民大多數信奉東正教，東正教在國內有強大的影響力，所以布爾什維克黨的第一個打擊對象就是東正教。1921年蘇俄發生嚴重的饑荒，東正教會曾積極參加救荒工作，成立了賑濟災民委員會，並且宣佈準備捐出非宗教用品的教會珍寶。但布爾什維克政權解散了教會的賑濟災民委員會，同時以救濟飢民為名，開展沒收東正教教會的珍寶運動，沒收對象包括宗教用品，對反抗的教會人士實施暴力鎮壓。這是一箭雙雕的措施，既壓制了宗教勢力，又取得大量的珍寶來充實國庫(而不是救荒)。當時能夠同布爾什維克競爭的政治力量還有兩個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這兩個黨都是社會主義政黨，從二十世紀初起就是第二國際的成員黨。十月革命後它們半合法地存在於蘇俄社會。尤其是社會革命黨，它在農村有廣泛的影響，被列寧稱作真正代表農民的政黨。它們的存在對布爾什維克是一個重大威脅，這種威脅不在於他們個人，而在於他們的影響，因為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絕大部分早就被捕入獄，對布爾什維克政權並無直接威脅，但是他們在居民中影響力卻繼續存在。因此1922年布爾什維克精心組織了一場對他們的審判，史稱"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審判案"。他們的反布爾什維克政權活動是在1919年以前，1919年他們宣佈停止武裝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行動，獲得蘇維埃政權的赦免。此後他們沒有採取反蘇維埃政權的行動，並且其多數領袖都被關押在獄中。因此審判他們是有違大赦的法令的。審判引發國際上的廣泛抗議，各國工人組織、社會黨以及一些社會知名人士都對此提出強烈抗議，可以說布爾什維克黨的做法在國際上是失分的，但是在國內收到了消除社會革命黨影響並進而將其取締的效果。當局的打壓手段也落到孟什維克黨頭上，該黨也隨之銷聲匿跡了。還有一支力量是不能讓布爾什維克安心的，這就是知識分子。十月革命後的幾年裡知識分子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一部分知識分子離開俄國，移居國外，留在國內的知識分子生活窘迫，並且經常被徵去從事體力勞動，幹粗話，有的甚至遭受鎮壓，因此他們對新政權沒有什麼好感。內戰結束後實行新經濟政策，他們對新政權不再採取敵對的態度，但是思想上並不認同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繼續堅持自己的思想。他們人數不多，影響不小。布爾什維克黨決定把一批不聽話的知識分子驅逐出境，把他們的影響關在國門之外，也對其他知識分子發揮殺雞儆猴的效應。於是有數百名知名學者、科學家被驅逐出境，由於是用輪船運送的，史稱"哲學船事件"。部分知識分子如醫生則被流放至邊遠地區，以發揮他們的醫療功能。這些遭驅逐的知識分子，並無直接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行動，只是堅持自己的思想觀點。當局的這種做法雖然屏蔽了他們的影響，但也使蘇維埃政權失去一批知識精英，這些人中有些人後來成了聞名世界的傑出學者。不過驅逐的做法也無意中為世界保存了一批學者，使他們得以逃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鎮壓!這些措施充分說明，布爾什維克在對農民做了讓步之後，再也不敢在其他方面後退、退讓了，他們要把對農民讓步的損失在其他領域找補回來，加強對其他領域的控制，加強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力，所依靠的手段是強制、暴力，是專政手段。這樣，我們看到，政治體制並沒有隨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改革。這種做法預示了新經濟政策夭折的命運，也預示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鎮壓，是大鎮壓的先聲。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的大清洗及斯大林體制的建立，我們都有所瞭解，但是各種說法都有，歧見紛出，對於這個問題，《蘇聯史》是如何處理的?鄭異凡:對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的黨內鬥爭，我國蘇聯史著作講得不多，或者有意迴避。俄國的蘇史著作，談得也不深入。然而二十年代的黨內鬥爭決定了蘇聯以後的發展方向，斯大林正是在打倒了托洛茨基派、新反對派、托季聯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團之後才得以推行自己的模式，推行自己的方針政策的。本書第三卷《新經濟政策的俄國》依據解密檔案，特別是二十年代蘇聯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會議的速記記錄，以及一些人士的回憶錄，對當時的黨內鬥爭的過程、爭論的內容、各方的觀點、爭論結果做了詳細的記敘，儘量復原當年的鬥爭情景，展示了二十年代蘇聯風雲激蕩、複雜多變，各種派別集團縱橫捭闔、合縱連橫的圖景。讀者能從中看到斯大林的升遷之路，斯大林模式的源頭。二十年代蘇聯出現各種各樣的反對派集團，如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派、新反對派、托季聯盟(聯合反對派)、布哈林李可夫集團、斯大林多數派等派別集團，對他們的主張、他們奮鬥的目標不應當迴避。這裡既有權力鬥爭，也有理論鬥爭，還有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方法之爭，世界革命方針之爭，並不能像《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描繪的那樣，簡單歸結為一批反黨反蘇的反對派，一伙外國間諜內奸反對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的鬥爭。二十年代的政治體制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文化體制問題。大家知道，二十年代的蘇聯文化，包括文學藝術，得到蓬勃發展，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有其地位。這多虧當時大部分領導人曾經流亡西歐，對西方文化並不陌生，不排斥各種藝術流派、各種藝術風格，另一方面，當時對文化藝術的控制還相對比較松，俄羅斯的文化傳統還能繼續發揮慣性的作用。不過，從布爾什維克奪權之時起，就非常重視對輿論的控制。武裝起義勝利後立即查封了幾百家報刊，在國內戰爭期間，為戰爭的需要實施了嚴格的軍事信息的檢查制度，雖說是戰事的需要，實際上檢查的範圍常常超出軍事的需要。進入二十年代，書報檢查從軍事領域擴展到文學藝術、教育文化的各個領域，並且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立了專門的書報檢查機關，如國家出版局。書報檢查制度曾受到馬克思的強烈批判，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蘇聯長期以來不承認本國存在書報檢查制度，蘇聯百科全書中的書報檢查條目都只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這種制度，矢口否認其在蘇聯的存在，直到戈爾巴喬夫時期，官方才正式承認蘇聯存在書報檢查制度，並予以廢除。隨後，學者在檔案庫發現大量有關書報檢查的檔案，整理出版，這就為研究蘇聯的書報檢查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不言而喻，蘇聯時期出版的蘇聯史著作中是看不到有關記敘的。本書第三卷對蘇聯書報檢查制度的建立及其對蘇聯文化藝術的發展的影響首次做了詳細的記敘。斯大林體制的確立是在三十年代，雖然在二十年代其體制的某些特徵已經出現，例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三十年代斯大林模式的幾個重要特徵才最後形成，這就是農業集體化、重工業化(包括軍事工業化)和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與大清洗的實踐。第四卷《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的作者、北京大學徐天新教授依據最新檔案資料對此形成過程做了詳細可信的敘述。有些問題迄今尚無定論，就客觀地詳細介紹各種不同的說法。例如1934年發生的基洛夫遇刺案，到底誰是幕後的指使者，�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的辦法是客觀地介紹各種疑點和說法，而不做結論。歷史上經常存在某些不解之謎，蘇聯的歷史尤其如此，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歷史學家是不應匆匆下結論的。關於斯大林的鎮壓的規模至今仍有爭論，問題是許多資料被銷毀或者沒有保存下來，可以看到的資料由於統計的方法不同、統計的範圍不同、統計的時間不同、認定的鎮壓標準不同等原因，斯大林時期鎮壓犧牲者的數量存在不同的說法。本書作者並不急於做出結論，而是詳細介紹各個領域鎮壓的情況，例如分別介紹了對軍隊領導的鎮壓，對黨政領導幹部的鎮壓，對各民族共和國黨政幹部的鎮壓，對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鎮壓，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和外國僑民的鎮壓，讀者由此可以對當年的鎮壓規模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對鎮壓的總人數無論蘇聯還是今天的俄國官方都沒有提供一個準確的數字。掌握這個數字的最權威的人士當推蘇聯和俄聯邦兩朝平反委員會主席雅柯夫列夫，然而他也沒有發表官方的正式統計，而只是在記者訪談時說了一個大致的數字，這是因為鎮壓犧牲者的人數還在繼續調查之中，確實有許多犧牲者的情況至今不明。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客觀地介紹各家的說法和數字。實際上，關於斯大林的鎮壓就現在已知的數字來說已經是駭人聽聞的了，是不能用任何理由為之辯解的。它嚴重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削弱了蘇聯的國力、軍力和科技力量，嚴重打擊了廣大人民群�對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向心力，如此等等，不能輕描淡寫地說什麼只不過殺了一些該殺的人，只不過有點擴大化而已!在蘇聯的歷史上，有過三次改革，但最終還是走向解體的命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局?鄭異凡:蘇聯存在的七十四年裡進行過三次重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列寧實施的新經濟政策，第二次是赫魯曉夫進行的改革，第三次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比較起來，列寧的那次改革是最成功的，它消除了農民的不滿，平息了農民暴動浪潮，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複。但是，由於沒有同步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在經濟放開的同時，沒有在政治上採取措施，發揚黨內外的民主，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得到政治體制的保護，因此不贊同新經濟政策的人一旦掌權，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宣佈結束改革，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史上的一個重大教訓。一般說來，改革都是在國家發展到一定關頭無法再走下去的時候採取的救亡措施。列寧的改革是在遇到國內農民的反抗、暴動，再不改變政策，蘇維埃政權就有滅頂之災的情況下被迫實施的。赫魯曉夫的改革是在斯大林的那一套已經使蘇聯在內政外交方面都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實施的。斯大林逝世後，黨內的領導層在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平反冤假錯案、緩和國際局勢等問題上很快就達成一致，這就是說，無論何人上台執政，都會執行這個方針的。時至今日，還有人說什麼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實際上，只要看一下秘密報告本身，就會發現它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我們只能說，它為否定斯大林模式開了一個頭，斯大林模式中的許多問題並沒有涉及，例如斯大林的體制問題，對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冤假錯案，即那些涉及反對派的問題，赫魯曉夫依然堅持斯大林的說法，不予平反。這樣，蘇聯史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就根本無法說清。對這些問題應當本著歷史事實說話。本書第七卷"赫魯曉夫時期"還沒有問世，不過那裡會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記敘。赫魯曉夫的改革，特別是幹部制度的改革觸犯了享受特權的那些幹部的直接利益，一批"在冊權貴"策劃並實施了一場宮廷政變，把赫魯曉夫趕下台。由於慣性的作用，赫魯曉夫下台後原先的一些改革措施繼續進行，這就是柯西金改革。但是勃列日涅夫不是一個有進取心的領導人，改革不久就被中斷了。勃列日涅夫的一項重要建樹是修補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缺陷，如健全社會法治秩序等等。他的目標是維護斯大林模式，而不是改變斯大林模式，這就注定在他的領導下蘇聯必然走上停滯的道路。第八卷《勃涅日列夫的十八年》的作者、上海師範大學葉書宗教授在撰寫上有一個特點:盡可能地寫人物的活動。本卷在寫作上努力著眼于寫人，寫蘇聯那個時代在各個領域里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的思想、行為、活動，等等。這樣讀者通過本書可以看到一個不愛學習、懶于思考、懶得動筆、缺乏領袖魅力、喜歡打獵、收藏汽車、愛好獎章的"平庸"領袖的形象。對戈爾巴喬夫時期，讀者都非常熟悉，他的改革以至蘇聯的解體，許多讀者都是目擊者，但是對戈爾巴喬夫執政短短幾年所走過的歷程，要有一個完整的概念並不容易。第九卷《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期》的作者、中央黨校教授左鳳榮對戈爾巴喬夫時期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梳理，還原了改革的整個過程。這是我國第一部全面完整考察和描述戈爾巴喬夫執政整個過程的史書。厘清改革的真實過程是研究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基礎性工作，要評價戈氏的所作所為，首先必須瞭解其具體過程，不能想當然。戈氏的改革事先並沒有一個頂層設計，是被形勢、問題推著走的。他上台伊始提出的"加速發展戰略"被某些學者看做第一項改革措施，實際上大謬不然。加速發展戰略是企圖在原有體制下加快發展，就像用鞭子驅使老牛破車加速快跑一樣，是根本行不通的。這個戰略失敗之後，戈氏才想到必須改革原有的體制，否則將一事無成，這才出現戈氏的經濟改革措施。但是單純的經濟改革遇到強大的保守勢力的阻礙，於是進而�動政治體制的改革。可以說，正確也好，錯誤也好，戈氏走的每一步都是客觀形勢逼迫的結果。在這裡要尋找"背叛"、"出賣"的主觀動機是文不對題的。以1991年的全民公決保留蘇聯為例。人們往往只記得百分之多少的人主張保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但是忘記了要保留的是"革新後"的聯盟，而不是原封不動的聯盟，因為這時候要保留原先的蘇聯已經不可能了。那麼在全民公決之後，有誰提出過革新的聯盟方案呢?我們看到唯一的一個革新方案是戈氏擬定的原定8月中旬簽署的新聯盟方案，然而這個方案由於"8.19事變"而胎死腹中，因而失去了最後挽救蘇聯的機會，這以後出現的是葉利欽等人制定並簽署的獨聯體方案了，正是這個方案結束了蘇聯的存在。像詩人勃洛克所說:"俄羅斯是個難解的謎。"被"哲學之船"驅逐出國的哲學家別爾嘉也夫說過:"俄羅斯人天性很極端化。一方面是順從和放棄權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憐憫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殘酷無情。一方面熱愛自由，另一方面又傾向于被奴役。"俄羅斯的民族性格有時表現得崇尚暴力，有時又表現出非暴力主義。俄國歷史上的幾件大事，如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至蘇聯解體，按說都是翻天覆地的重大的變革，但是都以相對平和的方式完成，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暴力衝突。這一方面表現了人類二十世紀的文明進步，不把暴力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現了人心向背。當現存制度得不到群�的支持，支撐不下去的時候，這種制度就像列寧所說的是一堵已經腐朽的牆，只要輕輕一推就會倒塌，在這種時候是不會有人去扶這堵牆的。我們在俄國歷史上多次看到的就是這種景象!最後我想說一下，這部《蘇聯史》雖說是"空前"的，但是希望不會是"絕後"的，希望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作者關心蘇聯史的研究，撰寫出更多更好的蘇聯史著作。　　　　　　　　　　　　儲存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