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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倉這是我的第一站：希臘首都雅典。歐債危機後的雅典，有如一座上演現代悲劇的舞台。「那一棟五星級飯店，一年半前就空了，」柯希妮（Angeliki Kopsini）是雅典大學三年級藥學系學生，在市中心相遇後，她帶我走過空蕩的百貨，後方空屋已長出草，還有她「停工」三個月，滿是塗鴉、抗議布條的學校。希臘政府預計裁掉全國一千三百多位大學教職員，雅典大學每百位學生只分配兩名教職員工，約英、美的四分之一，校長稱學校只能停擺。「我沒有未來，」柯希妮說危機後希臘大學畢業生有超過三分之一到海外打工，國內青年失業率已經接近一半。「我的朋友在市場的肉販工作，那是他唯一找到的工作。你說我們還讀藥學幹嘛？」 悲劇的舞台上，最新角色是豪宅的主人們。「蕾絲窗簾下的貧窮」，希臘報紙《Eleftherotypia》以此形容雅典的豪宅區（Psychiko）。這裡兩千個家庭的傭人被迫流浪，房子主人、過去的高階主管在火爐旁取暖入睡。房子五年了還賣不出去，房屋稅過去一年卻上漲三倍，主人們只能靠著貸款度日，而豪宅裡過去一同取暖的大狗，則早被棄養。「希臘的大狗們」，成了國際媒體鎂光燈下的一景。牠們不像一般的流浪狗，毛色都還漂亮，頸環上刻著「家姓」，顯示牠們是剛被遺棄的。走在首都最熱鬧的街上、或站上千年古城衛城、宙斯神廟，越來越多的狗兒出現，牠們總是定定的瞅著路人，彷彿下一刻主人就要出現般。悲劇，開始後就停不了自殺潮蔓延全國，這國家正在沉淪入夜的住家生活也是一片黑暗。「你以為那沒人住，但他們只是開不了燈，」柯希妮說。希臘政府每六個月調整一次稅制，繳不起稅的民眾就被斷電，每個月有超過兩萬個家庭展開黑暗中的生活。仔細看，路燈旁的窗戶看得出些許黑煙冒出，連暖油稅也漲了四倍以上，他們只能靠著燒柴取暖，情況嚴重到環保署宣布空氣污染正在威脅市民健康。這場悲劇的幕，二○一一年就已拉起。當時，憲法廣場上一名七十七歲的藥師，在退休金被砍了五成後，站在人來人往的廣場中間，掏出槍，對著自己頭部，「砰！」他的遺書上寫著：「我要在我開始翻垃圾堆前，尊嚴的結束人生。」自殺潮開始蔓延，廣場上有人拿著刀猛砍自己手腕、六十歲的音樂家失去健保補助，帶著九十幾歲老母從五樓跳下，一件又一件的自殺占據新聞版面長達數月。希臘從風暴前歐盟自殺率最低，危機開始後一舉跳到最高，四年內成長超過四成。有如一艘大船止不住下沉般，多數人跳向救生艇，各自奔逃。然而，在暗黑大海中，一絲亮光透了出來。我們來到此地，目睹了三千多艘小船正在集結成軍。逆風中，它們要拉著國家往前行！這是過去三年，希臘全國成立的三千多個公民團體。當政府失靈，他們說，「我們的政府已經倒了，現在是我們來做政府該做的事，」三十五歲的律師亞歷山卓（Alexandros）說。拿到英國碩士學位後，他放棄跟爸爸去盧森堡發展的機會，留在家鄉，「上一代希臘人只想拿鐵飯碗，如今國家走到谷底，年輕人開始改變了。」於是，他們掀起一場指尖革命，利用網路的串聯力量，由下而上的解決社會問題。他們是大學教授、律師、醫師，甚至是政府內年輕的公僕。這些中產階級挽起袖子，上網串聯、寫程式，建立食物銀行、二手衣物交換，建築師發起都更社團，老師成立免費學校，律師帶領民眾討論修憲。點開他們自行開發的網路應用程式，地圖上，你能看到希臘各地NGO、社會企業、社區正在提供的服務，從癌症藥劑到紙尿褲，從憲法課到心理諮商，風暴中，人民照顧著彼此。希望，竟從毒窟冒出芽兩百盞小燈，讓廢墟映出家的情感「披塔基街（Pittaki Street）」正是這股革命的發源地之一。往這條街的方向，我們途經毒窟區。一陣尿騷味迎面撲來，地上排泄物讓你不願多留一秒。一位坐在地上的年輕人，捲起袖子、正拍打著前臂，接著將針頭插進靜脈。我跨過他放在人行道上的腿，昏沉的他連頭也不抬，想是習慣了不速之客。當天除了我們，CNN拍攝團隊也在，BBC、德國《鏡報》都來過此地。終於到了披塔基街，眼前景象出現極大反差。整條街被兩百盞不同款式、花色的燈點亮，兩旁牆面被藝術家重新妝點，年輕設計師在這裡開起小店，過去一年，商店、咖啡館、新創事業進駐附近社區，房價甚至逆勢上漲！這個曾被當地人叫作「公共廁所」的黑街，搖身變成觀光新亮點。每到夜晚，人們開始到這裡用餐、約會。讓這條街起死回生的是兩個女生：三十三歲的空間設計師卡拉（Mary Karatza），和二十六歲的劇場工作者希迪雅（Stephania Xydia）。雅典市區在危機最高峰，每星期有超過兩千間店倒閉，空屋讓毒蟲在此做起生意，暴力、治安、甚至愛滋問題如滾雪球般擴大，「廢墟」越來越多。 卡拉看著雅典市區如生病般，一區一區變成廢墟，決定用自己的專長——空間設計，「重建」社區。披塔基街成了她們第一個標的。 她想，若能讓這條街再次有「家」的感覺，就能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帶回廢墟，讓暗黑消失，她決定招募兩百盞燈點亮希望。於是，她們創立的公民團體「Imagine the City」，在網路上招募志工，反應遠超過期待，「希臘的年輕人悶了那麼久，都在找機會做些什麼，」希迪雅說。一步步的，設計圖完成了、工程師開始拉線，律師、記者等負責對外溝通，她們製作明信片、網路影片，慢慢的吸引民眾眼光，還受邀到TED演講，最後，可口可樂竟主動聯絡、指名贊助。「最難，也最重要的是要讓人們真的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什麼，」希迪雅說，「我們決定把這次活動，花一年的時間來做，是為了讓更多人去參與，看見自己改變了什麼。」從剪電線、裝燈泡、刷油漆等瑣事，她們把它當作一場場派對來辦，邀請人們走進社區，「一個燈做好，他就跟這條街有了歸屬感，你就開始在乎它了，」卡拉說，「人都是這樣的，你看到自己可以讓社會更好，有了成就感、有了歸屬感，你就想再付出更多，你不再冷漠。」犧牲，為何偏是她們？選擇付出，「因為我有一點點力量」她們在網路上發布每一步進展，有圖有真相，過去凡事靠政府的希臘人終於將眼光轉到自己的雙手。這看似是一個舊街改造的活動，但實際上是一個喚起民眾認同的行為藝術，「希臘的年輕人們用自己的方式，一起對抗危機，」德國《鏡報》形容。當兩百盞燈掛上的那一天，下著雨，滿街的人群歡呼聲中，希迪雅流下了眼淚，「你看著夜裡的那一片光，那些來自有錢人家的燈、小朋友手做的燈、老人家的床頭燈，你不用再多說一個字，人們相信自己了，」她激動的說，「這對現在的希臘來說有多重要，你知道嗎？」媒體開始報導，市長甚至寫信道謝，危機中的希臘，一群年輕人救起一條街的故事，那片光不只照亮街頭，也照進人心。但卡拉跟希迪雅幾乎賠上了自己的生活。一天工作十五個小時，光是一個週末她們就有三場演講、兩場內部訓練。她們都有更好的選擇。希迪雅從小在盧森堡、英國長大，家人在國外經商有著舒適的生活，卡拉有自己的設計事務所，如今卻為了「重建廢墟」，而讓她們的生活也邁向緊縮，自己所賺的錢都付給了員工，辦公室免費供公民團體使用。「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社會，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有那一點點力量，而你卻放下不用，你還期待這個社會的未來有什麼希望？」 卡拉說。我追問，這國家那麼多人，為什麼偏偏是妳犧牲？「這是我們對未來最必須，也是唯一的投資了，」希迪雅說，危機摧毀一切，重建時刻年輕一代終於有了舞台，「能同時成就自己和國家，不是每個時代都有的機會！」當地記者莫斯（Alexandros Moz）告訴我，Imagine the City號召公民改變社會，「對希臘人來說，是從來沒發生過的事，」希臘因為領土分布散落不同島嶼，歷史上又受外族統治，「自掃門前雪」現象普遍。而年輕世代透過網路串聯帶起的風潮，是危機後希臘新的面貌。「大眾先是看見她們了，現在開始認真聽她們到底想說什麼，有些人則開始想，自己能做什麼。」改變正在蔓延，雅典公民醫院，是另一個例子。希臘現在的健保制度和電力系統一樣，成為希臘政府追討稅務的工具，你不繳稅，就把你踢出健保。政府甚至發函，要醫院停止治療已不在健保系統的病患，如有任何欠帳情形，必須第一時間通報，進行法律制裁。改變，從三個人開始趕走冷漠，撐出一萬八千人保護傘於是，越來越多人當需要手術時他們不向醫生求助，因為他們不願自己的病痛為兒女帶來負債，在死亡（death）與欠債（debt）之中，他們必須做出選擇。兩年多前，五十五歲的醫生維查斯（Giorgos Vichas，見左圖）和兩個朋友發起公民醫院，不接受捐款，只接受器材、藥品的捐助。「我當時也不知道這會不會成，畢竟從來沒有人這麼做過，」維查斯說，歐債危機前，他從沒注意過政府說的謊言，存倉到危機拆穿了政府的美化，他才發現自己過去的冷漠等於成了幫兇。於是醫院就在一座美軍廢棄平房、靠著三個醫生輪流義診開始，一間沒有經費、沒有器材、沒有藥房，甚至沒有護士的義診醫院能撐多久？這一天，我們走進公民醫院，一百多位志工輪值的櫃檯忙進忙出，約二十個座位總是滿座，一個媽媽拉著孩子的手走進藥房拿了紙尿褲和奶粉，放下手中的手工餅乾感謝的離開。公民醫院如今已有超過一萬八千個病患、支撐著兩百個家庭的幼兒奶粉，每個月固定回診的慢性病患也高達上千人。雅典有上百位醫師無酬響應，輪流排班來此看診，每人照顧的病例比原來多出一倍，等於是多了一份工作卻沒有薪水。甚至，還有四間公立診所願意建立夥伴關係，分享自身的設備、開刀房等資源，不收一毛錢的救人命。兩年多的存活、發展，甚至在威脅中保命，維查斯靠的都是網路。醫院裡，從兩個抽屜擴張到三個房間的藥房，婦產科、牙科等檢查儀器，都是來自整個歐洲、甚至新加坡的捐助。當公民醫院缺乏病患所需藥品、儀器時，就發布到網站上。一個月前，一個血癌男童來到診所求診，「一週花費超過三千歐元（約合新台幣十二萬元）的藥劑，我們很慌張，一邊向政府通報，一邊向網路發布消息，」接待我的志工吉拉凱莉（Eleni Gerakari）回憶。當政府立刻拒絕治療的同時，公民診所卻開始收到以顆為單位的捐助。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男孩暫時湊滿了一個月量的藥，消息在網路上傳開，政府才決定接手。對抗，不是孤軍作戰「就算我失敗，還有一千萬個我」一邊救人，一邊揭發醫療制度裡的貪腐發布上網，公民醫院數度受到警檢突襲，理由是接到醫生們進行毒品走私的指控。而廢棄的美軍基地也被政府低價賣出，即將成為海邊度假樂園。維查斯帶領一群志工跟政府作戰。過去希臘不是沒有挑戰政府的聲音，但政府往往用查稅、醜聞抹黑等手段，快速消弭反對聲音。「以前網路不普及的時候，一天之內政府就能讓一個不討喜的人民團體消失，」希迪雅說，Imagine the City、維查斯都收到安全威脅。 他們卻沒停止與整個體制對抗，勇氣來自於哪裡？「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但每天醒來看到越來越多人參與這個社會的改變，我的力量就用不完，你也覺得自己不再那麼脆弱，不害怕了。」每天工作超過十三個小時的維查斯說。 走入醫院前，一位七十歲的老翁正在花圃拔草、掃地，他攔住我、帶我走進櫃檯，我問他大太陽下蹲著拔草，不累嗎？「我能做的只剩這些了，醫生們才是英雄，是國家的希望，你要好好幫他們。」採訪前一天，雅典市民自主的辦了場募捐會，號召更多的奶粉、藥物，而醫院辦公室桌上，民眾做的點心一盤接著一盤。只靠著網路，公民醫院受到全球矚目，CNN、紐約時報》、德國《鏡報》等主流媒體都到這裡，BBC甚至拍了紀錄片，志工人數繼續上升，全希臘已有超過四十所公民診所在各地響應。去年十一月，歐盟議會甚至邀請維查斯演講，聽他對希臘如何走出危機的看法，及健保改革建議。大大小小的反應從網路上傳回來，給了維查斯勇氣和力氣，最重要的是讓他知道，他並不孤單。「我知道我回不去過去的自己了，」維查斯說，「在醫院的大家都一樣，我們知道是自己要照顧彼此、照顧自己的國家，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讓國家真正開始改變，」他雙眼看著我，不再害羞低頭，「我不可能會停下，我們都不會。」卡拉說得更直接，「這會是一與一千萬人的對抗，」只要在網路上越來越多人響應，他們就不會害怕，「該害怕的是政府，因為就算我失敗了，還有一千萬個我。」這「一千萬個我」，就是納伊姆所說「不再順從的公民」，越來越多人旅行各國，教育程度越來越高，加上網路及全球化的發展，政府面對的民間監督來自專家學者的專業、以及各國水平間的比較，「我們問出了政府沒辦法回答的問題，我們知道他們在胡扯（bullshit），我們現在決定要做給他們看！」卡拉說。網路，改造了年輕人從不參與公共事務到設國會監督網不順從的公民，將是不可逆的趨勢。「這股力量在希臘、西班牙都成長得很快，」歐盟社會企業平台Social Platform主席坡科斯說，「他們用公民團體、社會企業的形式去解決社會問題，而網路的存在幫了很大的忙。」過去政府把持一切資源，但網路時代，權力開始碎片化，公民透過網路彼此串聯之後，力量更大。三十一歲的喀拉曼諾（George Karamanolis），從大學時代就是希臘駭客中的號召者，前希臘總理辦公室的資訊顧問。他號召了一群駭客網軍創辦Crowdpolicy，有如後勤部隊般，在網路上支援公民團體。「我們在戰鬥！」喀拉曼諾形容，過去的希臘政府根本不希望人們參與公共事務，「年輕人開始發現要善用（這次的）危機，重新去看自己的力量、自己在這個社會裡的位置。」網路是他們打仗的最強武器。他們為一群獨立記者建立了網路媒體，報導真相，至今每天有超過七萬多名不重複訪客。他也號召其他駭客，幫助英國商管碩士畢業、二十六歲的舒華滋（Antonis Schwarz）建立國會監督網站。對這群年輕人來說，僵化了一個世代的系統終於崩解，就是他們等待已久的舞台，改造國家，也成就自己的未來。改變，正在發生。現在的雅典政府不只將所有非機密文件都上傳，人們還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即時更新的政府預算開銷情況。在網站上，民眾點開地圖就能看見所有市政府的工作計畫，可以評論、貼照片，分享到臉書，甚至加入個人行事曆。雅典市府還打造了平台，讓所有公民組織在此曝光，交換資源、經驗，鼓勵更多人民參與。還有其他的公民軍團。如雅典科技大學教授卡里斯（Antonis Kalis），他正帶領學生，開發新的應用程式教兒童了解希臘的政治體制運作。而曾為英國政府設計健保改革會議的行為設計師瑪麗雅，也利用週末時間訓練公民會議主持人、辦百人規模的座談。「每個人都開始想自己能做些什麼，不抱怨、不憤怒了，做些什麼吧！這是最好的機會啊！」在石油公司工作，出書討論民主、舉辦民主學校的卡仁特說。「這波草根運動，可能是希臘的最快良方，」希臘國家社會研究院院長德摩茲（Nicolas Demertzis）分析，當希臘政府的政策幾乎由遙遠的歐盟、IMF主導時，「這些第一線的公民團體才是手握解方的人，他們知道錢怎麼花在刀口上。」這股草根力量碰觸的，正是希臘危機的本質。「過去五年這國家所面對的，很痛，但其實並不意外，」 德摩茲說，表面上是金融危機帶來經濟問題，但本質是希臘政客以透支國家未來為代價、迎合選民的結果，「是文化、政治、政府代表性跟人民依賴性的危機。」「一個把選票做為商品來交易的政治階層，是造成希臘悲劇的原因之一。」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形容。以過去五年為例，執政黨新增了十萬個公務員崗位。二○○九年大選前，政府薪水單上突然增加二萬七千個名字，卻沒有新職位或辦公地點，一千一百萬人的希臘，最高時期公務員人數破百萬，整體公務員經常性支出，竟占了總政府支出超過一半。在危機戳破泡沫前，希臘政治權力由五大家族輪番把持，他們一手餵人民糖吃，一手鞏固政商關係中飽私囊。然而，人民卻冷漠的看著事情發生，有如希臘哲人柏拉圖筆下的《洞穴囚犯論》，在洞穴裡看著操偶師表演的投影戲，將虛幻當作整個世界。久而久之，人民也跟著政客一樣，每個人都爭著「上船」，想分一杯羹，便自動將眼睛蒙起，放任政客掌舵。如今，船觸了礁，所有的人都得下沉。「經濟要重生，希臘人必須重新認識、嚴格的要求自己。這需要一整代人的改變。」英國《金融時報》寫道。整個世代的改變不容易，但求變的跡象出現。危機後兩次大選，三分之一選民不投票，新政黨的成長比率高達五成，而掌握政局超過半世紀的兩大傳統政黨得票率不到全體選民的三○％。年輕人不再搶著考公職，過去四年新創事業成長了二○％。民主，真的做到了公民覺醒，是送給希臘最好的禮物一場透過網路、鍵盤掀起的公民啟蒙，或許正是危機帶給希臘最好的禮物。就像Crisis在希臘文（krisis）中還有「重新思考」、「轉捩點」的意思。這股的力量，會是二十一世紀各國治理的關鍵課題。《二十一世紀的治國之道》一書中就指出，社交媒體對公民社會的影響，是改變治理格局的關鍵要素，如何將「網路上的暴民」意見，整合、運用成為「聰明的群眾」，是這個時代良政的要訣。對深陷危機的希臘來說，網路上三千多個公民團體的串聯，證明老祖先柏拉圖所提醒的道理：「民主不會運作，除非知識、教育的成功，公民們進行充分準備。」希臘這場劇還沒落幕，確定的是公民的角色靠著網路走出洞穴、自我啟蒙，集結之後總算站上了舞台，踏出了希臘近三十年民主政治重要的一步。危機中，這或許也是帶領國家找到希望的一步。 儲存